配资网络配资炒股卫立煌走马上任，范汉杰吓得六次辞职：这不共戴天之仇从何而来？

曾任国民党冀热辽边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、东北“剿总”锦州指挥所副主任的贺奎配资网络配资炒股，其实应该算东北军将领，按照老蒋的脾性，东北军旧将在司令一级基本只能当副职，再手握重兵是很危险的。

虽然没有实际兵权，但是身在东北蒋军高层，贺奎对高级将领之间的勾心斗角挖坑拆台，还是十分清楚的，他在回忆文章中对范汉杰与卫立煌矛盾冲突的描述，更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老蒋在用人方面的“小心眼儿”：部下一团和气是要不得的，只有高级将领势成水火，才能被他有效掌控，至于将帅不和会对战局产生怎样的影响，那似乎并不是老蒋关心的问题——卫立煌到东北掌舵，范汉杰吓得赶紧辞职而且不止一次，两人闹得简直不共戴天，这恰恰可能是老蒋希望看到的局面。

范汉杰在锦州被俘，心里是既恨老蒋又恨卫立煌的，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己想逃离锦州，但却被卫立煌阻止了：“到了十月六日，锦州更处危急之中，关内和沈阳援锦兵团进展很缓慢，我召集兵团司令官及军长开紧急会议，决定将锦州守军撤到锦西，部队准备夜间行动，并分报蒋介石、卫立煌。卫立即来电话指示：‘锦州坚守不动，以免影响全局。’因而又中止行动，仍在锦州内围与解放军激战。（本文黑体字均出自全国政协汇编的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》）”

范汉杰和卫立煌其实都算老蒋嫡系，也都是东北蒋军的“实权派”，而非嫡系的地方军将领，当军长师长就算到头了，在司令一级，基本是能当副手。

老蒋的“担心”可能可能并非多余，因为在辽沈战役期间，东北讲武堂第七期的第八兵团第五十三军一三零师师长王理寰、第六期的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，都是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吕正操的“师弟”——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吕正操在辽沈战役期间给王理寰写的那封信，更是充满同学之情：“讲武同学，星散各地，均乏联系。汉公身在囹圄，安危莫保；西安义举，吾侪当不忘其苦衷。东北沦陷，家乡涂炭，十几年来无人挽救。日寇降后，方期重见天日。不料内战又兴，荼毒生灵。是非进止，早在洞鉴。兄举足重轻，跷希以待。”

老蒋不相信东北军将领，也不相信滇军将领，这些不被老蒋信任的“杂牌军”将领也没有让老蒋“失望”，他们在辽沈战场纷纷起义，而老蒋的嫡系“黄埔弟子”则大部分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

非嫡系的军长、师长有兵权就可能起义，所以贺奎那个级别的到哪儿就只能是“副手”，作为“坐地户副手”，贺奎旁观卫立煌与范汉杰的明争暗斗，却对恩怨来由一头雾水：“范汉杰奉蒋介石的命令到锦州组织冀热辽边区司令部，确保关外屏障的锦州重镇。不晓得什么缘故，范汉杰与卫立煌一开始就是冤家对头，暗中争斗非常激烈。卫与范各有后台老板，各有各的打算，彼此钩心斗角，不相上下，一直僵持到锦州解放的时候。”

黄埔一期范汉杰的后台老板当然是蒋介石，卫立煌是老蒋的“五虎上将”之一，同时又有“七路半”之称，他“上面”除了老蒋之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了——张群和顾祝同都与卫立煌称兄道弟，他们奉老蒋之命劝卫立煌到东北接陈诚留下的烂摊子，酒桌上是说了真心话的，这件事杜聿明也知道：“当时卫表示不去，蒋介石即指使张群、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。张群曾对卫说：‘以私人关系，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；以国家前途计，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。’”

卫立煌到东北主持大局，对范汉杰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，他知道自己处境会更加不妙，就至少四次辞职。

卫立煌刚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，范汉杰马上以“家眷在广州尚待安置“为由向老蒋请求新职，老蒋批了一个月假，同时电告广东行辕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，决不允许范汉杰逃去香港，也不准范汉杰与李济深等反蒋的老四军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，李济深曾任军长，范汉杰曾任第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、第十师师长）的人见面。

从范汉杰的回忆中，我们发现老蒋对范汉杰也不是完全信任的，范汉杰为了表忠心，也是为自己留后路，就把散居在潮安、汕头的子女带到青岛，再转送到台湾去上学。

范汉杰请假回来，卫立煌已经走马上任，并以赵家骧为参谋长，又起用原东北军的将领张作相、万福麟、马占山为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，苏炳文为“剿总”高参室主任，范汉杰这个副总司令的实权被摊薄，而名义上归范汉杰管的第六兵团司令孙渡（兵团司令后由卢浚泉接任），也当了“剿总”副总司令，所以范汉杰在锦州能指挥的部队除了滇军之外，只有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师、暂编第六十师陈膺华部（辽阳县保安总队改编）五千多人、暂编第五十师吴宝云部（热河地方部队改编）约三千余人、暂编第五十五师安守仁部（由守备铁路交通部队改编）约千余人、交通警察指挥部司令汤毅生所指挥的三个交警总队（每个总队有两个步兵团的兵力）等一些新组建的或杂牌部队十来万人，却要肩负起“打通沈锦线”的重任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
范汉杰知道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，就在北平、沈阳、南京之间来回奔波，向傅作义、陈诚、卫立煌、蒋介石等请求抽调部队，结果当然是四处碰壁，于是他又至少五次提出辞职：“我认为将帅不和，不能作战，即向蒋介石坚辞一切职务，蒋不准；从蒋那里出来后，又遇到参谋总长顾祝同，我又向他辞职，并请假到台湾去，顾只许短时期到杭州休息，不能他去；我到杭州休息，并电卫立煌辞职；十九日往励志社见蒋，再三申请辞去东北‘剿总’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职务，蒋说：‘你们不干，我又怎样。’并说：‘限二十日回到防地去。’又吩咐黄仁霖（励志社总干事兼联勤总部接待处处长）电话通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，派飞机于次日送我回防；我回到锦州后，又去沈阳见卫立煌请求准我辞职，卫当面敷衍说：‘不要辞，大家是老朋友，共同努力。’”

加上卫立煌上任消息刚传出的那一次，范汉杰已经六次辞职，结果一次都没有被批准，他说的“将帅不和”，指的当然就是他跟卫立煌的矛盾，这就不能不令人莫名惊诧了：卫立煌1915年就到广州投入粤军，当过中山先生卫士、警卫团排长；范汉杰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，还在粤军第一师邓仲元部历任参谋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。按理说这两人应该顾念旧情同心协力才对，怎么还没“搭档”就先成了一对乌眼鸡？如果老蒋知道范汉杰和卫立煌素有过节，为何一定要让他们做“搭档”？

其实探究范汉杰与卫立煌如何结怨，意义还真不大，因为在东北的蒋军高层，就没有两个手握总兵的人能团结的：范汉杰认为卫立煌和廖耀湘“对我不满”，廖耀湘和卫立煌也有分歧，杜聿明则说老蒋想让自己取代卫立煌。

七个将军有八个心眼儿，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，杜聿明这个临危受命的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也很无奈：“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，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。初则属意于廖，后又属意于范，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。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，各有所私，各怀鬼胎，各据一部分实力，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，谁也无法统一指挥。”

老蒋既不信任范汉杰，也对卫立煌有意见，后来又安插进曾经担任“东北保安司令”的杜聿明来当鲶鱼，东北蒋军这潭浑水，更是被搅得昏天黑地。东北“剿总”中将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、葫芦岛指挥所副主任兼参谋长彭杰如也证实：“锦州是东北的咽喉，该地的得失，守将范汉杰是东北‘剿总’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。当时盛传蒋介石要范汉杰打通沈锦线，将东北主力撤出沈阳后，取卫立煌而代之。卫立煌犯了很大的顾忌，处处小心提防。”

范汉杰没有机会取代卫立煌，却进了战犯管理所，他于1960年第二批特赦，还写了《抗战回忆记》《锦州战役经过》，但笔者翻遍了相关史料，也没发现他跟卫立煌因为什么事情结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