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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一份诉讼文件的指控，摩根大通的一名女高管被指利用自身权力，对一名下属男性员工长期实施性骚扰和不当行为，包括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下药，并在对方拒绝时以职业发展进行威胁，同时在进行不当行为时，还会用带有种族歧视的话语进行侮辱。
37岁的Lorna Hajdini，是摩根大通杠杆融资部门的一名执行董事。诉讼称，她在数月时间里，对一名已婚男经纪人施加压力，迫使其参与“非自愿且具有羞辱性质的性行为”，尽管男方多次请求她停止。
起诉人称，这名女高管曾承认在多次接触前向其投放“迷药”甚至“伟哥”，并在多次猥亵中，在男方情绪崩溃、流泪的情况下，仍无视其意愿进行不当的性行为。
该诉讼于周一在纽约州法院提交，原告以“John Doe”（无名氏）身份匿名起诉，表示之所以隐藏身份，是因为他和家人曾受到威胁。
诉讼还指控摩根大通在事件中纵容相关行为，并在他举报之后对其进行报复，包括让其被迫停职、损害其职业声誉，并放任针对他的威胁持续存在，而被指控的高管及相关人员则未受到惩处。
截至目前，Hajdini本人及摩根大通尚未就该诉讼作出正式回应。《每日邮报》已向双方寻求评论。
摩根大通一位发言人表示，公司已进行全面内部调查，但未发现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。他称：“经过调查，我们认为这些指控没有依据。虽然有多名员工配合调查，但投诉人本人拒绝参与，也未提供关键事实来支持其说法。”
根据起诉书内容，这名男性员工称，相关行为几乎在双方于2024年春天开始共事后不久便出现。他于当年3月入职公司，而女方Hajdini在次月以更高职位加入团队。
男方表示，2024年5月初，对方曾在其工位附近弯腰捡笔时，与其发生不必要的身体接触，并发表带有明显暗示意味的言语。此后，他称类似行为逐渐变得更加频繁和直接。
同月晚些时候，他称对方邀请其外出饮酒被拒后，转而以强硬语气表达不满，并暗示若继续拒绝，将对其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。
起诉书称，对方曾在办公室环境中提出不当要求，并使用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称呼对其进行调侃或贬低。尽管他持续表示拒绝，但对方据称以晋升机会作为交换条件，暗示其需要“配合”。
他还表示，在一次工作社交场合中，对方在桌下对其进行不当触碰，并有进一步越界行为，使其感到极度不适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原告称相关行为逐渐升级为更严重的侵犯。诉讼中提到，有两名证人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他的部分说法。
他还声称，对方通过不断升级的威胁以及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语，迫使其参与不愿意的性行为。此外，他表示，对方曾承认在部分接触前对其使用药物，使其处于无法有效反抗的状态。
诉讼还称，这名高管曾利用其职权，非法获取其银行账户信息，以监控其行踪。
2024年夏天，原告称对方曾出现在其临时居住的公寓，并在其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，继续施压，甚至以是否能够获得晋升作为交换条件。
原告Doe声称，他被强行脱掉了裤子，女方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XX，甚至还言语侮辱男方“性无能”，并且命令男方为她X交。
在该次事件中，对方据称还发表侮辱其配偶的言论，并进行带有明显羞辱意味的行为。原告表示，在持续压力与恐惧之下，他被迫配合对方的要求。
他称当月晚些时候再次遭遇类似情况。在另一场猥亵中，女方命令他吸吮她的脚趾，把他推倒在地，坐在他的脸上。
“我感觉很不舒服，求求你，洛娜，求求你，”原告称他曾这样告诉她。但据诉状称，她却笑了，还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，说至少他的下面“尝起来不像咖喱”。
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表示这种情况并未停止，对方在工作场合及公开环境中仍频繁做出越界行为，并不断强调对其职业发展的控制权。
诉讼称，在2024年9月的一次事件中，对方因业绩问题对其发火，并再次以晋升和职业前景相威胁，要求其满足个人要求。由于担心报复，原告称自己再次被迫顺从，而当时的争执声甚至被邻近房间的证人听到。
此外，原告还称，对方曾承认在多次接触前使用包括“Rohypnol”在内的药物，以及某些可影响生理状态的药物，以确保其能够配合相关行为。
出于对公司处理方式的不信任，以及对自身处境的担忧，原告表示自己在2024年底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。但他称，对方及其他高层在得知其离职意向后，通过负面评价影响其求职。
2025年5月，他向公司提交书面投诉，详细描述了其所称的基于种族与性别的歧视、骚扰及严重不当行为。然而他称，仅一周后，公司便开始对其采取不利措施。
这些措施包括接到匿名威胁电话，对方试图恐吓其保持沉默；还有人以种族为由对其进行辱骂，甚至威胁向移民执法机构举报其及其家人。
他还称，公司在其投诉后不久即对其进行训诫，并将其从所有系统中移除，强制安排休假，而他认为这些决定与其举报行为直接相关。
与此同时，他表示，被其指控的高管及相关人员并未受到类似处理。摩根大通方面则否认这些说法，并强调调查未发现支持指控的证据，且Hajdini目前仍在公司任职。
在接受《每日邮报》采访时，原告的律师Daniel J Kaiser称，这些指控“令人震惊且严重”。他表示，当事人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上都遭受重大打击。
律师称，其当事人已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，目前仍面临经济困境，因为其声誉受损，且难以找到新的工作。
根据诉讼内容，原告正在寻求因收入损失、精神痛苦及名誉受损的赔偿，同时要求惩罚性赔偿，并推动公司在制度层面进行改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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